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一出，举国关注，更引起了资本市场相关板块的异动。雄安新区大家最初的理解是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区，但从其“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来看，似乎中央的期望还远不止于此。因此“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的说法也开始被重视起来。那么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硅谷发展的历史和关键因素，以此为参照展望一下雄安新区的未来。

 与众不同的高校

 硅谷的起源与斯坦福大学紧密相关。1891年，加州的斯坦福参议员捐出了其8000英亩的农场并在此创立了斯坦福大学。那个时候，San Maeto县的人口仅有1万人，只是美国东北部麻省以科技著称的Middlesex县人口的2%。整个区域可以说都是一片毫无文化可言的荒凉之地。然而，正是这种与“主流”文化距离甚远的地方，使得斯坦福大学一开始就注重“实用”与“开放”，重视与科技相关的理工学科的建设。斯坦福大学鼓励学术界与工业界进行紧密的联系。因为大学要站在科技的前沿，必须知道学术界以外的工业界正在发生什么。因此从一开始，斯坦福就注重人员的双向流动，聘用了新兴产业界的科技领袖领导学校相关学科的发展，并向科技界输送大量的毕业生。如“联邦电报公司”（FTC）就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所创立，而该公司之后又促使了湾区近20家新公司的创立，使得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无线电，声学，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执掌牛耳。

 斯坦福大学还利用其土地资源优势为科技公司提供租金便宜的用地，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进驻，形成了一片产业园区。这一创新要归功于被称为“硅谷之父”的Frederick Terman教授。Terman于1922年毕业于斯坦福并在FTC公司做过实习，三年之后回到学校并成为工程系的主任和学校教务长。Terman进一步在“人，钱和空间”三个方面加强了斯坦福和工业界的联系。在人方面，斯坦福与湾区工业界保持着紧密的学术交流，并为科技产业培训了大量人才。在钱方面，Terman推动了学校与产业界在资金上的联系与往来。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1938年HP作为初创企业得到了斯坦福大学工程系538美元的投资。空间方面，斯坦福工业园在1961年已吸引了25家高科技公司的超过11000名员工，而很多物理空间都是学校与各公司共享的。

 独特的地理环境

 在硅谷初创的年代，大量的土地处于未开发状态，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这意味着土地成本的便宜使得新办公室及工厂的建设成本非常低。加上斯坦福大学工业园提供的便宜土地，使得新兴产业不必去成本昂贵的大城市与利润成熟的行业争抢用地。另外，硅谷处于西边的太平洋和东边的旧金山湾两块水域相夹的狭长地带，企业之间的物理距离相对不会很远，非常利于人员和思想的集中交流。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加州的好天气。加州被称为“Sunny State”,一年之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多，同时靠近海洋也不会太炎热。这一点对于吸引人才定居非常有帮助。

 鼓励创新的管理文化和风险投资的兴起

 西部的企业家具有与东部不一样的文化。他们具有牛仔精神，非常勇于快速的进行学习和实践，就算面对失败也不觉得是一种耻辱，这一点对于创新非常重要。硅谷的企业不受条条框框约束，这种企业文化体现在从包括产品特点，企业组织架构，融资方式以及员工薪水构成等方方面面的细节中。比如从很早开始，员工的利润分享和股权激励在硅谷就开始流行，以用来留住企业的关键性人才。而另一方面由于相关行业企业的群聚效应，人才的自由流动也不受阻碍，构成了人力资本的自由市场。

 硅谷创新企业的融资方式也与美国东部的传统企业有较大不同。传统企业通常依靠银行贷款和债券来融资，股权融资往往是在规模较大之后通过上市才能进行。而硅谷创新企业的特性使得传统方式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这样的融资方式。湾区诞生了红杉资本等一批全球知名的风投机构，为硅谷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巨大的贡献。

 与军队的密切联系

 在硅谷的发展历史上，军事订单的作用很大。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美军对于高尖端技术的迫切需求，一大批硅谷高科技公司得到了大量的军工订单，促进了硅谷企业的繁荣。硅谷企业成为高技术军工订单的天然接单者，是因为除了技术传统之外，硅谷企业还具有其它企业所不具有的创新性与灵活性。在流程创新性，产品创新性等方面能非常满意地达到军方的需求。即使现有的公司无法满足需求，很快就会有新的公司在硅谷成立出来满足这个需求。

 另外，军工订单往往具有成本加成的定价特点，使企业有动力去研发更为昂贵及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大量的联邦资金也涌入硅谷补贴研发，使得硅谷企业的领先优势更为显著。

 产业集群优势的扩大

 在1960年早期，由于美国国防部减少了支出，造成了硅谷短暂的“迈克纳马拉衰退”。但由于硅谷企业的技术先进性和企业文化上的灵活性，很快硅谷就找到了市场更大的民用方向，迎来了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1955年，晶体管的发明者之一WilliamShockley回到了他的家乡-硅谷附近的帕洛阿尔托创办公司。他是一个杰出的诺贝尔获得者，很容易就吸引了大批的青年才俊来为其工作。其中8个员工在1957年一起创立了非常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当仙童在60年代末左右分崩离析的时候，其旗下的员工又开始创建了无数的新公司，包括著名的Intel，美国半导体，AMD等。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 

 （当年“仙童八子”的风采不亚于任何男子天团）

 半导体产业在硅谷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硅谷的产业集群优势。而其后而来的个人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无线互联网时代甚至新能源汽车时代，硅谷都没有缺席甚至在持续扩大优势。

 从硅谷看雄安

从上面简短的硅谷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影响硅谷形成的一些关键因素：

1.  需要进行大量前沿性技术的研发，产业界与学术界的需要深度配合。学术界提供最新的理论思想和人才，产业界进行应用并在理论和人才上进行反馈与反哺。

2.  需要政府部门进行市场化的投入。如研发补贴或高技术订单等。

3.  需要形成独立，创新，灵活的企业文化，并且这一文化渗透到该区域的方方面面，使之能培养与吸引领军型的科技人才。

4.  逐渐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抓住每一次产业变革的机会。

5.  地理，气候适宜，有助于吸引高端人才。

6.  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 

那么雄安未来可能成为硅谷吗？或者说中国的硅谷在哪里？我们试着对比一下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雄安五地。各项满分为5分。

从上表的打分来看，深圳仍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其在学术界缺乏领军高校，但中国高校在技术溢出方面的能力本来就不算优秀，因此深圳这方面的短板比较好补（何况还有香港高校，如大疆实际是港科大的技术溢出）。但制约深圳的最大瓶颈在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杭州各方面比较适中，上海更像一个金融国际性都市，而北京的短板在地理气候。

雄安目前最大的优势在于大量的未开发土地，而其它方面尚不明朗。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央会竭尽全力防止炒作雄安房地产。

从另一方面，正因为雄安的未开发，其未来成为中国硅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完全取决于政策方向如何。如果要建设中国硅谷，需要在高校的技术溢出，创新的文化传统，以及高新企业的集群效应上下功夫。因此迁往雄安的到底是传统型企业，还是创新型企业，是判断雄安的未来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区还是中国硅谷的最核心指标（从硅谷发展史，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两个目标只能选择一个）。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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