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似乎总是在不断重复中演进。大约三十年前倍受关注，被冠以“购买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企业收购浪潮，如今类似的收购浪潮被媒体以“买下德国”的名义提出，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眼球，不过，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中国。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收购方对被收购方的心理冲击，而是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不会重蹈当年的覆辙。因为当年收购狂潮后，媒体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满地苍夷，不但收购损失惨重，而且这一浪潮看起来更象日本留给世界的晚唱-其后是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

当年，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日本在当时的主导产业汽车、电子等领域直逼美国，甚至形成占优的格局，而且八十年代，日本的家电、精密仪器、机器人、半导体、汽车等产品迅速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导品牌，在发达国家市场攻城略地，基本上相关产业都被日本压得喘不过气来，美国形成了长期巨大的逆差。

美国主导在1985年在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由于协议造成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升值，因此开启了日本在全世界的资本输出狂潮，并到九十年代初形成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到1991，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约4000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了日本的主要目标，金融和房地产成为日本对美投资的主要行业，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被日本人的收购。

虽然并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去全面的探讨这一浪潮的得失，但是，媒体主导的舆论却形成了收购失败的结论。流传至今的经典失败案例是三菱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大厦项目和索尼公司收购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前者的失败是显然的，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并承担哥伦比亚公司16亿美元的附带债务，后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创造了当时日本企业兼并史上的最高纪录，截止到1994年，这一收购累计亏损31亿美元。

看起来历史现在正在中国重复。尽管前些年国企的资源收购也有些许波澜，但中国海外并购引起世界关注则始于2014年的安邦与紫光。安邦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地标建筑华尔道夫酒店可以媲美洛克菲勒，紫光集团出价230亿美元要约收购美光科技则在数额上显示出相似。媒体已经发出这样的声音。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201  5年以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不仅仅是因为当年海外直接投资达到1156亿美元，成为净资本输出国，更是因为伴随着国内房市的火爆，国人海外购房的热潮以类似当年日本的方式被显现出来。同时因为收购不断出现一些标志性的并购交易如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4.0龙头公司KUKA、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等，并以“买下德国”的标题为大家再次关注。中国从美国到欧洲遍买发达国家的企业与房产，自然而然与当年日本的行为具备天然的相似性，也仿佛看到了新的悲剧正在上演。

从简单角度去观察两轮并购大潮，显然只看到“同”而没有看到背后的“异”。如果我们去比较中日两国并购浪潮出现的经济背景还是能够观察到明显差异。

从产业角度看，最大的相同是中日两国均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日本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传统资本密集型制造产业面临升级压力，即使是高端制造业由于市场和成本已经达到增长达到了极限。日本的产业结构需要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而中国则是传统制造业市场与成本压力使得增长达到了极限。这种产业状况使得产业资本在国内和产业内开始失去增长动力，当这种产业增长极限瓶颈和资本高度集中成为全球化动力时，便将投资兴趣转向海外去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从宏观的角度看，中日两国面临要实现经济由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的转型。但是，在相同的表象下，其实有着更多的不同。非常明显的量，两国的产业升级是在两种不同产业层次上的。从产业基础看，80年代，日本已经发达国家，整体产业比肩美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制造”已经成为高质量的象征，美国制造业在竞争中甚至处于下风。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日本已经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1989 年,日本公司占据了世界存储芯片市场53%的份额,而美国仅占 37% ，前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日本占六家。而中国与美国、日欧目前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美国已转向信息技术和金融业为主的经济，而中国仍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在制造业，除了在少数领域外，中国目前在绝大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的代际技术差距，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装备依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标杆，这也导致制造业领域对日本而言缺乏有吸引力的收购标的，中国的海外并购还有大量的技术型企业可供收购。

从宏观经济背景上看，尽管中日均出现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资本，而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减少，导致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波动。但两国政府对于资产价格波动采取了不同政策。由于日元升值出口受挫，为了刺激内需，应对汇率升值带来的出口下降，日本央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日本投资者大量过剩资本流向非生产领域和海外市场，产生并购浪潮，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开始飞涨，日经225指数和房地产价格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造就了全球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泡沫之一：1989年，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股票市值高点超过了全世界股票市场总值的一半。

国内资产价格的暴涨一方面刺激了海外投机性资产的投资，也因为财富效应，使得投资者高估了自身财务实力，出现了热衷于购买有巨大影响力的资产、投机性、奢侈性资产如地产、高尔夫球场、艺术品等等。

许多购买行为，并不是像索尼这样基于产业并购规律，表面上看好像美国人都在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事实上日本并没有买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资产，只是用高价买下了被高估的资产。在国内资产泡沫过程中，国内资产价格上涨与海外资产并购两方面相互作用，形成了自我循环的泡沫化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泡沫”，因此，在泡沫破灭后，都损失惨重。可以说，资产价格的泡沫也是推动日本并购浪潮转向非实体资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当然，日本毕竟由于海外投资持续周期很长，实际上的海外投资失败也主要集中在85-89年资产泡沫期间。其实长期看，日本的海外投资并不如媒体呈现那样。由于典型的代表性偏差和信息偏差，频频出现的两个案例之一的索尼，完全不能称之为失败。并购时索尼总裁盛田绍夫希望通过跨国并购推动公司转型，让索尼从电子产品制造商向娱乐内容提供商的跨越。虽然早期并购整合不利，导致成本失控，并最终导致连续亏损。

但是从1997年开始逐渐盈利，并持续经营至今，而且在2004年索尼以50亿美元并购好莱坞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米高梅电影公司,使得索尼跃身全球第一大电影公司，而到2015年，公司内容行业的收入超过100亿美元。这一事实，与目前媒体上充斥的还是索尼并购失败的案例完全相反，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转型。

从事后看，正是从并购哥伦比亚公司开始，公司向内容提供商的转型目的基本实现，所以尽管在电子硬件领域，索尼在很多领域已经失去原来的地位，但是电影、音乐、游戏领域业务促使公司依然保留在500强之一。

从宏观上看，尽管在发达国家收购看起来一败涂地，但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的收购却异常成功。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日本的海外资源的并购伴随了并购浪潮，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的收益，形成了所谓的“海外日本”的主要支柱之一。数据表明，自1991年起，日本连续23年成为全球最大海外净资产国。2015年海外净资产达到时3.2万亿，海外总资产则达到7.8万亿美元。

而中国的政策则完全不同，政府继15年主动刺破股市泡沫后，16年再对房地产市场动手，控制房产价格的上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由于本国股票和外国资产估值差太大，使得国内公司通过购买海外资产进行套利的行为。

同时，由于国内股票市场的投资风格的原因，国内偏成长股的投资风格，对于上市公司的并购地产等领域并购套利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套利的领域可能还会集中在科技领域和先进服务业领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投资增幅最大的是工业领域，收购总额几乎翻了一番。相对而言，曾经的收购主要方向，资源和原材料领域的投资额下降了60%，只占总投资的8%。

尽管美国最早是海外并购的热点，但是，除了行业并购（如酒店等）和居民个人投资，时有地产等热点爆出外，公司并购还是集中在产业升级的方面。只是因为美国政府相对欧洲对国内的大型并购有更多的审查行为，使得国内科技行业的并购转向了并购环境更为宽松的欧洲，德国作为科技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自然成为首选。

而科技行业持续成为投资热点，总结来看，主要驱动因素包括：政府鼓励科技和创新以驱动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众多的政策支持，而国内投资者对企业高增长的期待和对于科技行业的偏好，为企业基于行业成长逻辑的并购提供了正向激励，而国内资本过剩则为股权基金的成长提供了土壤，这也为并购提供了子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海外并购的主要逻辑：从公司战略和发展阶段出发，面向全球发达国家，先进和高端制造业、品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并购，借国际品牌资源和技术资源来强化核心业务，提升品牌，实现价值链上游攀升和产业转型，从而完成产业升级。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才出现了“买下德国”这一现象。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中日两次并购浪潮实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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