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世界似乎颇为不平静。英国居然真的通过脱欧公投了，美国总统选举那位反自由贸易看起来不靠谱的特朗普，竟然可以和希拉里杀得难解难分。这一场场大戏的背后，是发达国家很多民众希望“改变”的念想，这其中包含了对经济增长未惠及普通民众的失望，也带有了反全球化的意味。

全球政治风险的升温多多少少都会影响金融市场，因此我们也会保持关注。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仍然保持乐观。无论是科技进步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其对全球大部分民众的福祉是正面促进的，而其负面作用要么被夸大了要么只是暂时的。理性的人民最终还是会选择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道路，短期政治风险最终会得到修复。对投资而言，信心和把握事物发展的长期趋势尤为关键，只有如此，才可能做到“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相信机会常有估值已不合理时该撤就撤）。

下面我们具体来说一说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趋势其实是被夸大了。

自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21世纪资本论”以来，引发了思想界的大风暴，各派别的经济学家纷纷下场参与辩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知名经济学教授曼昆等，使经济发展是否加剧世界不平等成为近年的热门研究课题。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甚至说，即使皮凯蒂的论证全站不住脚，仅凭引起广泛争论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皮凯蒂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本回报率r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g，因此资本占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即有钱人越来越富。这一观点与媒体宣传一致，也获得不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赞同。

然而皮凯蒂的数据有很大漏洞。

其一，皮凯蒂的资本回报率数据是毛回报，而资本投入是有折旧摊销的，只有净回报才能进入资本积累，用于再投资。

其二，资本的背后持有者也是消费者，资本回报并不会全部用于再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被消费掉了。比如美国资本项目比例中最大一部分是自有住房，其资本回报（房屋的租值）其实是被消费了。而美国股票市场主流机构投资者的背后其实是大量的普通民众。

其三，皮凯蒂的数据是税前收入，忽视了政府部门在平衡收入分配上已经做出的努力。比如对高收入家庭的累进税率，和对低收入家庭的租房，食品和医疗补助。在考虑了这些因素以后，以可供消费的收入来看，曼昆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底层20%的美国民众实际纯收入增长了50%，而中间20%的美国民众实际纯收入增长了36%，与皮凯蒂的数据相反。

其四，只看顶端1%高收入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忽视了其中组成的变化，即这1%不是一成不变的。以福布斯排行榜为例，在1982年上榜的人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在2012年仍然榜上有名。如果1982年的那些富豪能以每年4%的实际利率再投资，那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有资格在2012年上榜的。事实证明对同一群人而言，r持续大于g是非常有难度的。

其五，以顶端1%人群的收入占比来衡量公平不够全面，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其它因素。比如种族，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的消除；制度因素；工作时间的不同；人力资本投资积累的不同等等。

如果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全球不平等，而不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话，结论可能与皮凯蒂大相径庭。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的学者米拉诺维奇发现，虽然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但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呈持续下降趋势，自2000年以来尤为明显。当然，这主要与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并带动一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有关。但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上升，全球不平等能否进一步下降的前景将取决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的发展速度。从这方面来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并不为过，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感同身受。但全球化是互惠互利的，全球消费者也是重要受益者。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全球不平等现象不重要，而是相对于媒体带给普通民众的认识，这一现象被夸大了。不平等现象是长期演变的，并非短期突然形成，也与08金融危机无关（但民众的感受会受金融危机的激发而变得强烈）。以美国为例，几十年以来，其国民收入中劳动力占比一直在65%到68%之间波动（资本所得为32%到35%），相对比较稳定。只有在2000年之后，劳动力所得占比才持续下降到61%附近。由于美国企业的研发开支占比越来越高。如果把资本方的研发开支处理为成本而非利润（美国统计局认为研发开支属于利润，因为企业获得了“知识”这一无形资产），即将下图实线还原为虚线，则情况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遭，在2009年劳动力收入占比仍在66%以上。

目前全球范围内收入差异对不平等的影响超过了存量财富差异。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大市场，有能力的精英很容易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变现，即通过各种方式融资创立或发展自己的企业，在全球赚钱。其结果是全球消费者受益，但精英与大众的收入分布被拉开。因此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才是造成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收入的不平等只是不平等的一个方面。对不平等的度量还有很多重要的其它方面。

比如有的经济学家就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如消费的不平等重要。比如一个家庭年收入20万美金，买的是大一点的房子，开的是好一点的车，吃的是好一点的食品，而另一个家庭年收入5万美金，但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吃饱吃好。从某种意义上，这两个家庭的不平等没有我们看到的4倍差距那么大。再比如巴菲特的年收入（资产增值）是普通人的很多倍，但他喝同样的可口可乐，吃品质差不多的牛排，每天工作10个小时，再把赚的钱大部分捐出来，我们也并没有觉得和他有那么的“不平等”。

人均寿命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全球人均寿命已从1900年的30岁提高到今天的70岁。如果将其分布仿照测定经济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做同样的指标，“人均寿命基尼系数”已经由0.5降低到0.2，亦即全球范围内人均寿命的差异大幅缩小了，人类变得更为“平等”。

全球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也有同样的趋势。1950年全球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年，到2010年已经提高到8年。同样，“人均受教育年限基尼系数”由1950年的0.64下降到2010年的0.34，不考虑质量差异，全球受教育程度比以前更加均匀分布了。

因此从较长时间维度来看，二战之后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大趋势向前的发展轨道之中，人类的整体福祉以及绝大部分普通人的福祉是显著增加的。正如我们并不那么担心科技进步的负面作用一样，我们也不那么担心发达国家内部政治风向的波动对人类发展方向的逆转。反而一些阶段性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会给下一个阶段的增长提供动力。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英美两国选民构成中的投票倾向，很明显，面对世界变化更有适应能力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支持的都是全球化的主流方向，他们才能代表未来的大趋势。

换而言之，我们比大多数人要更乐观，而世界，最终是属于乐观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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